原军统局总务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回忆：“1949年和1950年，被捕的军统局将官一级的高干有不少，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便有不少，如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处长鲍志鸿、训练处处长郑锡麟、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等不下几十人；外勤区站长等就更多了，如文强、徐宗尧、李俊才、陈旭东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。”
文强列的那份名单很长，咱们只列熟悉的名字：文强就是《特赦1959》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，《潜伏》、《渗透》、《光荣时代》中似乎也有李俊才、陈旭东、徐宗尧的影子。
谍战剧往往喜欢以真实存在且比较有名气的特务为剧中人历史原型，但那些“历史原型”进了战犯管理所，却十分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特务身份。
特务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原因，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（历史原型为姚伦，反映战犯学习改造生活的电影《决战之后》，演职人员表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顾问姚伦）说得很清楚：“特务是我们人民最痛恨的人，如果把他的身份定义成特务，那么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受到惩罚，难以被宽恕，难以走出功德林。”
展开剩余83%王英光所说的那个“他”，就是以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身份被俘的康泽，此人在担任别动总队总队长期间，是与戴笠、徐恩曾齐名的大特务，也是复兴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还差点当了特务处（军统局前身）处长——当时复兴社成立特务处，老蒋是想让康泽当处长的，康泽不肯干，这才有了戴笠、郑介民分任正副处长。
康泽在回忆录《复兴社的缘起》也证实了他差点当上老蒋最早也是最大的特务头子：“蒋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房间去，对我说：‘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，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，他们对我说，你很相宜。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？我事前一点不知道，没有思想准备，感到很突然，因此我答复：‘不相宜，性格不相宜。’”
康泽没有当复兴社特务处处长，却当了别动总队总队长，也成了蒋系三大特务体系之一的大头子，还带着武装特务与红军作战，并残忍地杀害了很多人，他之所以承认自己是绥靖区中将司令，却不承认自己是大特务，图的就是早一点特赦。
1963年4月9日，康泽以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身份，第四批获得特赦，这倒不是因为他的“不承认”招数奏效，而是他身份特殊，而且改造得也挺积极。
当过特务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康泽第四批特赦，与他持同样态度的刘安国历史原型文强，被俘时是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参谋长、代参谋长，所以“刘安国”说自己是“军事参谋人员”也不是瞎编，但他并没有像康泽那样提前特赦，而是一直等到了1975年3月19日的第七批，也就是最后一批全部特赦。
文强的身份比康泽还特殊，尽管他被俘时的身份确实是军事参谋人员，但从1936年担任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，直到1946年担任 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，他在军统“工作”的时间太长了，而且还是军统少数几个正式晋升中将军衔的高级特务之一，其军衔跟郑介民、唐纵持平，他说自己不是特务，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可。
据文强在回忆录《新生之路》和《口述自传》中描述，他改造的态度并不是不积极，还担任了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文艺专栏责任编辑，他对管理所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：“我三次住院，管理所为了抢救黄维和我的生命，竟付出这样的代价（去香港采购特效药）。人终归是有理性的，我能不感动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岂止黄维和我两人，杜聿明、范汉杰、康泽、徐远举等等，都是从九死一生的重病中抢救出来的。”
这些高级战犯，替老蒋卖命的时候百病缠身而得不到医治，进了战犯管理所才有了这样好的医疗条件，要是不被抓，估计他们都不会那么长寿——笔者曾做过统计，第一批走出功德林的十位特赦人员平均寿命八十三点二岁，有四人超过了九十岁，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很欣慰：“我的后半生很长。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，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。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，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，还在活。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，感觉非常圆满，感觉越活越有意义，我还有充沛的精力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
文强并没有因为自己最后一批特赦而感到不平，甚至还有些庆幸——他在《新生之路》中说自己有十来年是坐在“保险箱”里，至于他为什么这样说，特赦后又“回去”呆了一段时间的沈醉应该十分清楚，因为可能会涉及一些敏感话题，这里就不引用文强回忆录的原文了。
提到沈醉，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：他被抓的时候也是一个中将，而且还提出过申诉，说自己已经不是特务，而是“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”，并且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，并公开发布通告，要求云南全境特务放下武器停止活动。
沈醉那个“中将司令”并不是正规军，而且“游击总司令部”只是一个空架子，沈醉还没来得及招兵买马，就被卢汉扣了起来。
沈醉说自己已经不是特务而是游击司令，这个说法肯定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，这是很公平的——即使他真是什么司令，那也就是跟康泽的别动总队、戴笠的交警总队一样，都是特务武装。
沈醉说自己已经是中将司令而不是保密局特务，这一点说不通，因为他的“保密局云南站站长”的身份并没有改变，至于他是不是起义将领，在起义通电上签字是主动还是被迫，他在回忆录中也毫不讳言：“1949年，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，卢汉把它压在云南30年。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，1980年，遂把我改为“起义将领”，我的答复是诚恳的：‘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，得到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，我非常珍惜，不用说，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（特赦通知书换成起义将领证明），就是通知我改换，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。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，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。’”
沈醉在起义通电山签字后，还秘密地与余程万、李楚藩、李弥、沈延世、石补天、童鹤莲等人皆为“七兄弟”图谋不轨，他在《军统内幕·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》中承认：“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，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，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，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。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，准备再用。”
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将军级特务的数量比正规将军的数量少一点也有限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名额，但绝大多数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，比较“特殊”的就是沈醉和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、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董益三，他们都是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，在所有特务中，属于出去最早的。
这三个中将特务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特务身份，但历史改变不了，就像王英光所说的那样：“人走过的路，都会留下足迹，有足迹就会被人看到。”
康泽、文强、沈醉这三个中将级特务，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，其曾经的身份都隐藏不住也改变不了，读者诸君对此肯定也有准确的判断：功德林这三个中将战犯都不愿承认特务身份可以理解，沈醉自辩的理由，是不是还不够充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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